从东莞到东南亚，一位代工者的三国开厂历程

作者：林春挺   

对于代工厂业主来说，从东厂历程面对新的东南代工变局，他们必须考虑新的亚位应对

童水顺现在人在越南。2020年疫情发生后，国开他就很少回到位于东莞厚街的从东厂历程工厂了。

年过花甲的东南代工童水顺，是亚位一个台商，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中国大陆和越南等地开设工厂。国开过去30年来，从东厂历程他相继在东莞和越南、东南代工柬埔寨等地均有设厂，亚位给欧美等世界多个鞋子品牌代工。国开

在行情好的从东厂历程时候，他在东莞的东南代工工厂有上万名员工，在越南也有2000多名员工。亚位但现在，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到100多和600多。最近十来年，他在东莞和越南、柬埔寨等三地的工厂，一直处于“有时赚一点、有时亏一点”的状态，勉强维持着。

但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尤其今年，童水顺的工厂进入最艰难时刻，他举例，如今代工一双鞋的净利润只有1%，一双三四百元的鞋子只能挣到三四元人民币。而他的越南工厂已经亏损。

基于三十余年跨国办厂的经验，童水顺计划再次进行战略性调整。他的计划是，等到疫情结束后，考虑撤出越南和柬埔寨，重回东莞，通过设备自动化改造和自主品牌建设等方式再次出发。

被订单牵着走的代工厂

5月24日下午，东莞市厚街镇汀山汀广场北一路人烟稀少，偶有货车穿梭其中到工厂来拉货。冷清的街道两边，一些大门紧闭的厂房贴有的“出租”红色广告，已经掉了颜色。童水顺经营的昌健鞋业有限公司厂区便在汀山汀广场北一路上。

厚街，离东莞城区大约30公里。在厚街这片125.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因集聚了8家五星酒店而获得“五星级酒店最密集的小镇”称号。但厚街更出名的是家具和鞋。东莞生产着世界上1/4的鞋子，而东莞60%的鞋厂在厚街。

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后，一家家规模不一的鞋子代工厂陆续缩小在东莞的生产规模，有的甚至关闭工厂，转而前往东南亚。童水顺便是在这波潮流中削减了他东莞工厂的产能。

童水顺是在1990年将在台湾的鞋厂搬到厚街的。在高峰期，他曾在东莞开过3家工厂，员工近万人。但如今，他在东莞只留有1家工厂和100名员工了。

这种转移和转变背后的原因是，相比于东莞，东南亚具有庞大且低廉的劳动力，同时关税更优惠。

以人工成本为例，童水顺2014年把工厂开到柬埔寨时，共有1500名工人，普工底薪为128美元，8小时，六天制，加上加班费以及其他津贴，大约是200~250美元，不到当时东莞制鞋工人的一半。也就是说，一家具有1500名工人的工厂，在柬埔寨的成本比在东莞至少节省30万到37.5万美元。而现实情况是，哪怕人工成本越来越高，但在东莞仍然时常面临招工难的困境，比如，童水顺的东莞工厂就常常一两个月也招不到一个工人。

关税方面，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鞋产品大约要交15%~20%的关税，越南的鞋产品出口欧洲关税不到10%，而柬埔寨出口欧洲则享受免关税的优惠。

在以上因素中，劳动力和人工成本关系到代工的生产成本，而关税则关系到工厂客户的利润。以柬埔寨和东莞为例，童水顺的欧洲客户在柬埔寨下订单，进口关税为零，而在东莞下订单，进口关税则高达15%~20%。“在这种情况下，客户就要求我们到柬埔寨等东南亚地区设厂。”他说。

客户要求童水顺到东南亚设厂的另一个原因是“国际化”。为此，早在1996年，童水顺就根据客户要求把工厂开到了越南。

这种“国际化”要求的背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客户出于对政治、疫情、自然灾害等多种不可预测的风险的考量。“现在只要有风吹草动，客户就不敢下单。比如，越南去年封城，客户就把越南的订单转移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其他国家。”

对于自己这样的代工厂的经历，童水顺概括就是“工厂跟着客户的订单到处走”。

新变化

童水顺分别于1996年和2014年在越南和柬埔寨开设了工厂，算是这两国甚至是东南亚制造业发展和市场变化的见证者。

据他介绍，多年过去以后，越南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和人工成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力骤然紧张，人工成本水涨船高。

以越南为例，在人工成本方面，近年来，越南最低工资标准保持着年均10%的增长速度，个别地区甚至出现15%的增长速度，尽管在整体用工成本上与东莞相比依旧保持着一定优势，但其人工效率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同时在胡志明市——这里的平均薪酬处于越南的一级水平——和东莞市开设有工厂的童水顺对此深有感触。

在劳动力方面，随着越南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劳动力也变得紧张起来。比如，2021年，疫情导致越南人员流动受制，劳动力缺口雪上加霜，随后，越南政府加大对发展经济的力度，制造业快速复苏，经济迅速反弹，又造成了新一轮的劳动力紧张。

来自越南工业与贸易部的数据显示，2022年4月的出口额达到332.6亿美元，同比增长25%，前四个月累计出口1224亿美元，同比增长16.4%。2022年一季度，越南部分地区用工短缺约12万人。

“尽管现在越南的疫情管控政策已经放开，但当地工人回到工厂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工人走了之后，（全部）回来的几率就很小。”童水顺说，“越南是个农业国家，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在疫情期间，他们回到农村不是种田，就是养殖，生活相对稳定。”

因为招工难，童水顺现在在越南只能保守接单，“有多少工人就接多少单子”。

同时，童水顺的越南工厂不得不面临人员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因为当地“管理人才实在是太难找了。”在越南工厂的600多名员工中，包括童水顺在内，只有15名来自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其余的普通工人均是越南本地人。管理人员缺失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工厂生产管理不到位，生产效率低下。

不少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工厂，还必须要面对一个当地的现实短板，就是产业链的不完备问题，比如，童水顺在东南亚的工厂所需原材料，就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地的材料价格要比中国高出15%以上。在正常的情况下，原材料占一双鞋子总成本的60%。

产业链需要靠域外补足的情况下，物流成本就成为敏感因素之一，但疫情全面抬高了货运成本。据介绍，疫情发生以来，原材料从中国大陆到东南亚的运输费用涨了两三倍。

与此同时，受疫情影响，从中国大陆到东南亚的原材料常常堵在港口上。而从东南亚把鞋子运输到欧美等国家，又常常出现塞港，结果是，同样的距离，所需要的运输时间常常比从东莞运往欧美要多一周左右。

而对于东莞这样的传统“世界工厂”，近年来也面临着人力成本、招工难等诸多压力，疫情以来，有关新一轮产业外流和转移的新闻不断涌现。

对于童水顺这样挣扎在微利线上的代工厂业主来说，跨境多地布局似乎也非万全之策，面对新的变局，他们必须考虑新的应对。

“现在转型还来得及”

2021年，面对疫情，越南政府采取了“防疫如防敌”的措施，作为越南加工生产基地和外资投资重镇之一的胡志明市，封闭长达3个月。在这3月里，童水顺的工厂只能停工停产，但工厂日常开支依旧，其中人工工资对半发。

与此同时，一些客户不断延长给童水顺的付款周期，有的甚至当起了“老赖”直接不给钱，这让本来就处于勉强维持着的工厂元气大伤。幸好，他当时给工厂购买了相关保险，才弥补了一部分损失。

和不少东莞的鞋厂一样，童水顺在东莞的鞋厂也是在勉强的维持着。“没有什么利润，订单也比去年少，情况和越南差不多。”他说。而在两头工厂都差不多的情况下，他正在筹划下一步计划——从越南和柬埔寨撤离，对东莞的工厂进行调整的升级。

“等疫情结束后，我打算回到东莞，通过设备自动化把工厂调整过来。同时打造自主品牌，同时通过互联网等方式在大陆做内销。”他说，“现在转型还来得及，虽然我们已经落后了大概五年时间。”

也是在五六年前，童水顺一度想对工厂设备进行升级改造，用自动化机器人替代部分人工。那时候，他曾到德国一家自动化机器人鞋厂参观，发现一条需要50到80名工人的生产线，如果采用德国自动化机器人来生产，仅需要3名工程师。

在他看来，用自动化机器人替代人工将解决东莞制造业用工困难和成本过高的难题。但当时自动化机器人成本过高，让他根本买不起。而现在，随着国内自动化机器人设备不断成熟，设备价格也在走低，以及打算进行创立自主品牌，让头童水顺有了重回东莞的决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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